七月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，一位身穿黑衣，文質彬彬的男士參觀了傳理視藝大樓。他說:「已有好一段日子沒有回來傳理學院了。」他是誰?他是傳理學院校友、電影《風暴》的導演袁錦麟。他將與大家分享當編劇和拍攝電影的心路歷程和他最愛的電影。
記者：你在浸大修讀電影時，是個怎樣的學生？
袁：還記得浸大傳理系的傳統是，師弟妹協助師兄姊，通力合作，什麼都一起做。我在修讀電影時，從一年級起，已經是「做牛做馬，服務大眾」(說笑)，主要是幫忙攝影，同時間兼顧三、四個項目是等閒事。其實，與師兄師妹一起做習作是很好玩的，我們經常捱更抵夜，帶備睡袋在當時的301號房留守。
記者：為何醉心電影及電影工作？
袁：我讀中學時是戲劇學會幹事，又是攝影學會副主席，再加上有位中學師兄回母校介紹過，所以選擇入傳理學院好像是順理成章的。畢業後，做過短暫的助攝工作，後來當過副導演，製片。也曾在徐克導演的新視覺特技工作室當經理，開始認識特技。執導廣告片不久，便受邀在有線電視外判項目中自編自導了《愛情加油站》。這部電視電影獲得張艾嘉導演垂青 ，邀請我將之拍成電影。但我不想重複自己，於是她改為找我寫劇本，當中一部就是與她聯合編導的《想飛》。
記者：你是否對寫和拍警匪片情有獨鍾？
袁：這其實是一個機緣變成的美麗誤會。無可否認，我編寫拍攝了多部警匪動作電影。但從寫作的角度看，動作只是包裝，內容才最重要。當然，你要知道如何掌握你所寫的類型，因為在商業范疇下，觀眾要知道他們應該有什麼期望。
記者：你最近所拍的電影《風暴》想帶出什麼信息？
袁：《風暴》想質疑人性的本質、善惡的界定。一瞬間的決定，可使一個所謂好入捲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同樣，所謂壞人反過來也可獲取另一個結局。那人一生定論是如何，以致何時去劃界?
最初《風暴》是以兩段愛情帶出人性抉擇。後來，因商業考慮，老闆決定把一條愛情線連根拔起，另一條削半，同時增加了大量的動作場面。結果換來3.15億人民幣的內地票房和2,500萬的香港票房，對公司來說是成功的。對我來說，《風暴》是一個習作，它給我贏得一個掌控大製作的經驗和另一個起步的平台。
記者：一個導演和編劇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？
袁：初出茅蘆時，掌握不到自己的時間，因為我無法控制何時下班，約朋友吃飯。當導演時，能掌握的時間較多，但同時壓力也更大。各個部門、每個細節都等著導演去做決定，每部電影的成果都影響你在行內的發展。其實，我用於編劇的時間比我做導演的時間長。我喜歡把鏡頭、燈光和聲音都寫進劇本，所以作為又編又導的導演，電影已在腦海中拍過很多次，但現實中，外來的干預很影響最後的面貌。
作為編劇，我做的事情跟普通人一樣，因為要窺探生活，才可以寫出實在感。作為導演，拍攝都是廢寢忘餐的。現在電影的製作費很大，數千萬以至上億元的製作比比皆是，導演要為所花的每分每毫負責。權力越大，責任越大，當導演要有承受得起戲裡戲外壓力的準備，但這一切也是應該的。
記者：你是如何創作劇本的呢？最喜歡在那裡寫劇本？
袁：靈感是遙不可及的。所以閒時會多留意新聞、看小說、看電影、看話劇及舞蹈、聽音樂等等，注意生活上人事物的細節，有時需要筆錄下來，儲備一下。開會以外，我喜歡泡在家寫作。當你好像看到自己筆下人物的一言一行在你眼前播放，當感覺筆停不下來時，你便知道自己走對了方向。
記者：你下一部電影以什麼為主題？
袁：正在編寫自己下一部導演作品，但最快面世的電影應該是我監製和故事編劇的《捉妖記》，已經進入後期工作，導演是《史力加3》的導演許誠毅，這是一部結合動畫和人的合家歡電影，也是華語電影少涉足的嘗試。對大部份人而言，妖怪是可怕的。但我創造的妖，其實只是人類罕見的另類生物，是人的恐懼和無知，令其魔鬼化。我覺得現在人與其他生物越來越難共存，希望能透過此老少咸宜的電影提醒下一代，要懂得尊重生命和大自然，也希望他們有這種使命感。
記者：請分享你最喜歡的一套電影和一個導演？
袁：一個電影人可能有很多部喜歡的電影。而我最尊重那些能夠持續拍出好作品的導演如老牌的黑澤明，新的有墨西哥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。我喜歡他至今所拍的所有長片，包括《狗男女的愛》、《21克—生命可以有多重》、《巴別塔》和《最後的美麗》。以《21克—生命可以有多重》為例，導演以人離世一刻消失的21克帶出靈魂的重量，這21克分佈在全片的124分鐘之內。
受訪者檔案：
袁錦麟校友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，身兼編劇和導演，亦擔任電影策劃及監製等工作。他最近導演的《風暴》在香港和內地錄得驕人票房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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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袁錦麟校友參觀電影學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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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袁校友參觀傳理學院並與電影學院總監葉月瑜教授(左)會面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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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電影學院副總監及首席講師文樹森先生(右)與袁校友暢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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